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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息: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踏上未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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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Tang Yao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

美国东部时间7月31日下午2点,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0.25%并在两个月前收盘。这是美联储在过去十年中第一次降息。更重要的是,这表明美国货币政策的原始正常化进程已经结束,美国的货币政策行为模式可能会发生历史性变化。

规则对金融市场来说很熟悉,有助于公众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做出合理的预期。

从实际数据来看,近期美国经济继续保持上一年的势头,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稳定消费,但投资疲软,核心通胀继续低于2%目标,工资增长不快。从数据逻辑的角度来看,没有明显的理由降低利率。

在公布利率决定后的采访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现出一种相对灵活的态度,旨在为美联储保留相机决策空间,但这也使外界难以清楚地理解美联储的逻辑和意图。一方面,鲍威尔解释说,降息考虑到经济投资回报的下降,全球经济的疲软,贸易矛盾,低通胀等因素,是一种“保险”减息行动和监管。预期的不确定性对降息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与主要由实际数据驱动的历史利率决议明显不同。另一方面,鲍威尔也否认这是长期降息周期的开始。他强调,未来的利率政策仍然取决于经济数据,并否认降息是为了应对特朗普的压力并混淆市场。

无论美联储降息的机制和原因如何,发达国家未来都面临着低利率环境。目前,欧元区和日本的货币政策利率仍处于负利率区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正常化方面走得最远(表示为量化宽松后的加息),在今天降息后仅有2%的空间下降,远低于在历史上。应对经济衰退中4%-5%的降息。如果未来出现衰退,降息空间不足将难以避免量化宽松甚至负利率政策选择。一些美联储官员认为,随着降息的压缩,有必要采取预防性降息措施来推迟经济衰退,并尽量避免被迫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

发达国家的整体货币政策难以正常化,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等非常规政策的趋势已经长期规范化,表明货币政策已大大透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人口老龄化,收入不平等和贸易冲突的结构性放缓导致发达国家的低增长和低投资回报。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减少投资和消费的借贷成本是城里唯一的游戏。即使在经济形势相对良好的美国,2017年的减税政策也未能大规模推动投资,只能短期拉动消费,货币政策必须继续承受沉重的负担。

面对政治家,人民和金融市场的期望和压力,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现实中唯一的“救世主”的角色,并努力创新和反复实施货币政策。但是,新政策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短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经济的下行风险,而持续的宽松政策已经积累并转移了长期风险。例如,低利率导致存在大量负利率和低利率债券。在实现抑制借贷成本的同时,投资者也被迫持有更多高风险债券或股票以追求回报。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低利率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将增加社会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抑制未来需求增长,并带来潜在的社会矛盾。

美联储的降息不仅是加息周期结束,也有可能开启货币政策模式的新时代,而全球经济已进入更加不确定的宏观环境。美国降息后,有利于降息的发达国家,如英国和加拿大,也将经历或继续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强供给改革的决心,全面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实现及时,适度的反周期调整,集中力量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货币政策等短期措施。

主编:王永生